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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

 作者:陈思和

 

   陈思和(1954—),广东番禺人,生于上海,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巴金论稿》(合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

 

 

                                             

                                                             朱东润

 

    我进大学那一年,朱东润先生已经八十二岁,还担任着中文系的系主任。时间过得可真快,记得第一次走到学校大门前,眼睛望着“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心里不由地“格登”跳了一下。像是为了壮胆,我很记住自己迈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心境,从这以后,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复旦校园里,平静如水地上课、下课……一晃竟十八年过去,朱东润先生今年是百岁诞辰了。

   朱先生活着的时候,是中文系的灵魂;他死了,一股子凛然的正气依然弥散在中文系的教师中间。现在五六十岁左右的一代,凡怀念中文系的旧岁月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说:朱先生那个时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与中文系的某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我进大学的时候,系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还有十多位,但是大多都不上课,像国宝似的,一般秘不示人。朱先生则不同,因为那时他还担任了系主任的工作,比较容易见到他。校庆七十周年的时候,他还作学术报告,讲梅尧臣的诗,讲着讲着,不知怎么批评起郭沫若,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在50年代初期,朱先生曾怀疑屈原实无其人,《离骚》是后人伪托的,结果被人狠狠批了一顿,所以至今不忘。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总是一本正经,我们作学生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那时中文系学生喜欢搞创作,常常缺了课躲在寝室里写小说,朱先生知道后,跑到学生宿舍来与我们聊天。他板着脸说话,大家缩着头听,他讲了很多,大致的意思有二点:一是中文系学生不要急着搞创作,更不要忙着给报刊杂志写文章,这些都不算成绩的,作学生就应该老老实实读书,打好基础;二是中文系学生也要学好外语,否则不管什么学问都做不好,做不大。说完后,一个人,拿着一个手电,踽踽地走了。他不要同学们送他,更不要别人搀扶他,现在想起来,他说的两点意见真是金玉良言,可惜那时的学生,一个个大才子似的心比天高,能听得进去的人实在很少。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朱先生是来讲他写人物传记的创作体会,气氛一定会热烈得多。

    朱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听说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有些研究古代文学的老学究们瞧不起他,以为留洋学生不懂中国文化,他那时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赌气用文言编了一本讲义,后来出版了,还是用文言文。但他写的人物传记却很有现代精神,特别是《张居正大传》,直到前两年,国内还有出版社在翻印这部书。朱先生对这部传记也很自负,听60年代的学生说,朱先生那时作学术报告,讲人物传记,自认为世界上有三部传记是值得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我虽没有亲耳听朱先生这样说过,但我相信他是会这么说的,说实话,我很佩服这样的学者。作学问本来就应该有这种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自信,不像现在,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问题,偏要从外国人或者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那儿找理论依据。

    朱先生是个儒家,研究学问和平时为人一样,讲究入世的居多。他写的人物传记,有张居正、梅尧臣、杜甫、陆游、陈子龙……一个个出将入相,忠肝义胆,都是铮铮铁骨之辈。后来我读他的遗著《李方舟传》,里面写到自己的生世,倒也是很平常的一个书生。我猜想他年轻时一定有许多抱负,可惜知识分子的“庙堂”已经崩溃,他只能在自己的学术岗位上,做着经国济世的梦。在60年代曾有出版社请他写苏东坡的传记,他倒也认真地研究了一番,结果还是回绝了出版社,理由是他不喜欢苏东坡这种游戏人生的世界观。其实苏东坡一生坎坷,又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若是不学点老庄的人生观,早就生癌死掉了。然而朱先生不喜欢苏东坡。还有一件事,也颇说明他的个性。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会上,朱先生讲治学之道,讲到了陈寅恪,朱先生说,寅恪先生学问虽然好,但晚年花了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一个妓女,大可不必!这话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教授,竟当场拂袖而去,朱先生也气得脸色发白。这件事后来传出去,成为赞叹陈门弟子护师尊师的佳话,但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也由此可见一斑。

    我原先也没有想到,一生都为民族脊梁立传的朱先生,最后一部传记竟是写他夫人的。我没有见过朱夫人,听说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先生的牵连而被批斗,被强迫扫地,她忍受不了侮辱自杀了。朱先生前半生流离颠沛,与夫人离多聚少,后半生在复旦定居,才过了几年的安定日子,不料又生出如此惨剧。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漫漫长夜里,他一边抗争着白天被批斗、被强迫劳动带来的身心疲惫,一边偷偷地写下了他夫人平凡而动人的一生。可惜这部《李方舟传》在朱先生生前没有出版。大约十多年前,一次校园里走路时遇见朱先生的高足陈尚君兄,他随口告诉我,朱先生有一部传记,是写他夫人的,至今还锁在抽屉里。当时言者无心,听者也无心,事情就过去了。直到去年我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策划“火凤凰文库”时,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忙去找着朱先生的孙女朱邦薇小姐问,果然有这部书稿。现在,在朱小姐的支持下,《李方舟传》终于问世。因为这部书稿是在没有自由的岁月里写的,老人没有写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传记的最后一章,写他七十岁生日那天,老夫妇同游南翔镇,无意中听到一首骚体悲歌如天音传来,夫人听了惨然泪下,预兆了山雨欲来,恰似全本《水浒》里“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的味道。

    在读这部书稿时候,不知怎的,我想起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词来,已经淡忘了的朱先生形象慢慢地出现在眼前。但原先以为朱先生的凛然不可亲近的感觉,现在消失得干干净净,倒分明觉得是一个面带愁容、满腹隐忧的老人,被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驱使着,吃吃力力地跟着时代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似乎也有着苏东坡式的阴魂。这是他不愿见到,更不愿承认.

    关于朱先生,还有许多故事,我不想说下去。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正适合朱先生的一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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