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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的地域特色与文化承接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进程中,虽然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兴农抑商”和“重仕轻商”思想,一直制约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依然源远而流长。从早先秦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注:《史记·货殖列传》载)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发祥,到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继而至明清十大商帮部落的出现,乃至于到现代五大商帮的崛起,无不昭示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历史的深邃与久远。

  伴随我国具有浓郁区域色彩的中国商帮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和蕴育了悠久灿烂的商业文化文明。同时,这种传统商帮经济所孕育出的区域地缘特色和商业文化文明,长期以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剖析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商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历史背景,中国商帮经济在遭遇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排斥下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区域地缘和宗族血缘为特色的中国商帮经济,这在我国当代商业经济的现实发展格局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传承性,从中依然不难找寻到它的遗传烙痕。

  尝试探求中国传统商帮经济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区域地缘特色、以及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之间的文化承接关系,既是我们了解中国商业发展史历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深化认识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特色的客观要求。

  传统文化抑制下的商品经济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时代,作为以交换为条件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受制于我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虽然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出现有以剩余产品交换为内容的简单商品流通,然而我国传统商业经济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始终只能局限在以非对抗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主流农耕经济的前提之下。

  据考证,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商人、市场的概念,并出现了早期商业的社会分工。据《春秋毂梁传》中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从政)、有商民(经商),有农民(务农),有工民(技匠)。”在《周易·系辞下》中还记载了中国社会最早出现的商品交易市场现象:“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时,春秋时期的管仲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管子·王制篇》载),《荀子》中将四民排列为“农士工商”。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这种社会分工序位的平行排列中,并不代表各行业存在着尊卑高低的区别,他们之间基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处于平等地位,因而被同称为构成“国家基石”的四大分工。与此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首次将商人列为“五蠹”之列,并称之为“邦之蠹也”(注:《韩非子·五蠹》载),认为这“五蠹”不利于农耕征战,而且会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从而彻底否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自此开始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潮。除受此影响之外,在这一时期中,以剩余商品交换为条件的简单商业经济的出现,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又受到了农奴制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它在商品种类、流通范围和交易手段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简单原始交易色彩。

  进入封建社会后,尤其是汉代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出于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客观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景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晁错(前200--前154),在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了“农本商末”理论,向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建议,反对商人兼并农人,从此打破了“士商工农”四民之间的平等地位而出现了尊卑贵贱之分。之后在“仁、德、礼、义”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由于“商者逐利”的行业本质与“仁义之德”主流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了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注:《论语·子夏》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思想为内容的价值观体系,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观念。由此以来而形成的“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长期抑制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地缘经济孵化中国商帮

  在我国长期的奴隶制时期以及封建制社会中后期以前,虽然偶尔出现过诸如呂不韦、范蠡、子贡等古代富豪商贾和走道货郎的个例现象,但他们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大都与政治、学术、农耕联系密切,即便是到了明末清初十大商帮的出现,这种传统的商业经济力量依然也没能够动摇和改变中国崇尚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然而,我国古代地缘经济特有的地域异性所孵化出来的商帮经济,在加强信息沟通、调节供给需求、促进货物流通以及满足社会生活和生产需要等方面,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商帮经济在封建主流文化思想的抑制排挤下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是由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异性所决定的。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所出现的晋商、徽商、陕商、粤商、闽商、鲁商、赣商(古称江右)、龙游(浙中地区)、宁波、洞庭(苏州太湖洞庭)等十大商帮的地域分析,除粤商、闽商和浙商滨临大海外,其它各商帮均处于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些区域大都是水患连年、海难突出或土地贫瘠的地区,但在当时以水运为主的商贸交通条件却颇具先天优势。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封建农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相对于广大中部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和边关地区的战乱纷争,这些地区更适合于发展以货物流通和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商业经济。但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当时以封建专制为政治环境、以农耕手织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文化主流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地区商业经济的起步和发祥也颇带有几分被迫的无奈。

 

以最早崛起的北方山西晋派、陕西陕派商帮为例。山西、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属大陆性半干燥气候,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地缘性农耕经济基础薄弱,依靠单纯的农业耕作根本无法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所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但其陆路交通承南启北、四通八达,扼守边关商路之咽喉,尤其在14世纪中后期的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朝廷为保障北部边防粮食供应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以其地利之便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久受贫寒之苦的山西人在生活乃至生存受到恶劣自然条件威胁的前提下,早期晋商的先人们在16世纪中叶的明代中期,只是屈于谋生而纷纷远赴塞外,冒长途奔波和劫匪越货之险被迫离开家园,从小贩行商起家,通过“走西口”把粮食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用内地缎绸、布绢、棉花、茶叶、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塞外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特产,却意外地开辟出一条繁荣一时的边贸商道,获利颇丰,并由此而孵化出晋派商帮的乔家、渠家、常家等第一代富豪商贾。对此,陕西商帮的经历也与之类同。

  而与之相应的南方广东粤派、浙江宁波商帮,同样是迫于其封建农耕经济基础的薄弱,而走上商业求生之路的。粤、浙两地临近东南波涛汹涌的大海,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局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经受着台风海难袭击的磨难,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贫苦的生境迫使其凭借良好的海运条件从事海上商品贸易活动。以潮、汕为代表的粤派商帮,早在16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便大批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由于他们最早以海贩海盗、亦盗亦商起家而被贬称为“潮汕海寇商人集团”(注:《乾隆潮州府志》载。而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自唐宋以来就沿着东部海岸向北开拓海上商业贸易,后成为了以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为据点的地缘性商帮。

  除此之外,十大商帮中的徽商、闽商、鲁商、赣商、江右、龙游、洞庭等其它地区的封建商业经济产生,依然没能排除这些区域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等农耕经济基础薄弱的影响,商人大都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当时的农耕主体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封建社会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给的制度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商帮经济的发展从开始起步之日起,就必然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但同时也正是这种排挤作用长期压抑了社会生活的需求,使早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在缺乏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中获得了难得的暴利空间,从而有利于各派商帮顺利而快速地实现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就是我国封建地缘经济的差异性本质孵化出的区域商帮经济,之所以带有显著的地缘特色的重要原因。

  商帮文化核心及承接关系

  以崇尚“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长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导的统治地位,而封建商业作为这一社会经济形态中异军突起的新兴的非主流经济成分,在其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通过迎合主流思想文化的需要而缓和主流农耕经济对自身的对抗和冲击,以求缓减来自社会与经济层面的排挤压力,从而确保商业经济在传统封建体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封建商业通过长期对主流儒家思想的借鉴和融合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商帮文化和早期商业文明,并使之在时代的变迁中得以传承衔接。

  相随我国传统道德中“仁、德、礼、义”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我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也始终凸显出“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我国商帮及商人一向崇尚的“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待物”、“童叟无欺,信誉至上”、“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勤俭敬业,吃苦耐劳”等经商理念,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提出的“义利并举”思想,突破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桎梏,将经商以逐利为先的本质与儒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经商济世”的商道思想,成为许多高境界商人的处世哲理。在封建商业中被普遍遵循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谐观念在我国商帮文化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儒家思想在封建商业领域中的文化延伸。清末状元、著名大实业家张謇怀着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失望而下海经商,立志于实业救国,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儒家经世仁德思想,将实业经商的经济行为与心系天下苍生的政治抱负相联系,更是把经商济世思想提升到国计民生的至高境界。

  同时,在我国商帮文化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与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节,也是我国封建商帮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与传统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这并非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宗族血缘的保守观念,而是传统商帮文化深受封建家长制礼教的儒家思想渗透的结果。官商文化情节作为我国商品经济的突出现象,这种原本与平等、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不相适宜的灰色文化,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可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长期以来,中国商帮的官商文化情节并无南北之分,而是普遍存在于商业领域,最多只是轻重程度不同的差异而已,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

  应该肯定的是,我国传统商帮经济所形成和沿袭下来的商业文化,即便其中掺杂有一定的槽粕成分,但这种商业文化的主流是积极的,并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商业实践和商业行为。

  现代商帮地缘环境探析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在中国的消亡,以晋商、徽商、陕商等为代表的封建商帮,由于其对封建经济和政治的严重依附,最终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而迅速走向衰落,而随着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对象也从传统农副手工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产品为主转变。基于这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步转换而崛起的现代商业,适应了现代生产流通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要求,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全面推行和实施,为我国现代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新一代以区域地缘为特色的现代商帮已初现雏形,初步形成了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已日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我国现代商帮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依然表现出浓烈的地缘性区域色彩。作为我国新生代的五大现代商帮,大都位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群落,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中,我国上榜的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中沿海城市的绝大多数位于五大新商帮的区域范围。其实这些发达地区从地缘环境上并没有明显的自然资源优势,地缘环境的生存条件甚至不如许多中西部地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扶持与推动下,这些区域依托其良好的海外贸易便利通道优势,通过现代商业的流通效应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和市场资源,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产业集群,实现了现代商业资本与实体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主导力量。

 

与传统商帮相比,现代商帮的地域属性已大大突破了以往的经营规模和区域范围,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经济特色上打上了地域属性的烙印,成为现代商帮经济地源环境的新的重要特征。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近500万浙商、80万浙籍企业活跃在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和全球五大洲市场,仅上海一地的浙商企业就达5万家,占该地外来企业总量的20%。据统计,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的产值就已达到8270亿元,这一数据超过上海市2004年全年生产总值(GDP)819.73亿元,接近于北京市全年生产总值的两倍(北京2004年GDP总额为4283.3亿元)。同时,浙商在全国十大民营企业排名中占据4席,在中国最具竞争力民企50强中占有26席,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综合实力排名500强中占了188位,均居全国之冠。作为传承经世致用思想的永嘉文化传人,浙江商帮在商品经济潮流中确立了产业集中、竞争力强、优势明显的区域商帮品牌。

  而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都各自在电器、通讯、电子、玩具、服装、纺织、鞋业、酿造等加工制造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新五大商帮所在区域大都拥有完备的现代港口设施和商贸物流通道,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优越地缘环境。

  中国商帮发展趋向及困惑

  中国现代商帮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20多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创造了宏观优越的先决条件,结合沿海区域良好的商贸地缘环境的开发,是我国现代商帮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伴随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开放政策的实施,广州、深圳等南部沿海城市的开放孕育了珠三角商帮,闽三角的发展滋生了闽南商帮,环渤海湾的开发推动了山东商帮的诞生,长三角的崛起更是培育了浙江与苏南两大孪生商帮,从而使得沿海五大新兴商帮所在的区域,能够迅速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和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

  可以看出,从商帮分布的地缘性点状向区域性片状转变,并形成中国最富有的沿海经济产业带,将是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向。其实除了新兴的五大商帮区域外,我国沿海地区自北启渤海湾的大连、营口,东到杭州湾的上海、舟山,南至北部湾的北海、雷州半岛,都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后劲最强的经济区域,相对广大的内陆地区,先发优势让这些沿海地区拥有更加殷实的产业基础、便捷的交通网络、高效的商贸物流等条件,占有了经济发展动能和势能的先机,因而其后续发展将具有更强的产业整合和辐射能力。同时,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和自由流动,决定了现代商帮经济将改变传统商帮以土著地缘性为标志的地缘区域属性,现代商帮经济将会更多地表现出商品与服务原产地效应的发展趋势。

  我国东部沿海作为现代商帮经济崛起的发祥地,长期以来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迅速成为当今中国资本财富最为聚集的地区。然而,当我们依照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路进行审视时,不难发现我国商帮经济存在着诸多非潜在的不和谐因素,预示着东部沿海经济正面临着未来发展的困惑。首先,随着东部沿海新兴商帮的崛起和产业经济的高度集中,使之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新富阶层与贫困群体已客观形成的巨大反差,导致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将对东部沿海长期发展所需的良好宏观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无论是珠三角之于电器、浙江之于皮鞋和服装、还是闽南之于运动鞋等在产业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新兴商帮都是建立在单一劳动力资源的廉价输入和利用的薄弱基础之上,缺少技术、品牌核心价值的开发,这种廉价竞争不利于产品的平稳出口,产品利润空间逐渐缩小,经济增长容易受制于人。第三,新兴商帮依然大量存在的承袭传统商帮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这种现象对于新兴商帮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要求,普遍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保障。第四,伴随新兴商帮发展而隐蔽相随的官商情节,是极易滋生政治腐败和商人投机暴富的温床,这将对建立我国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稳定秩序构成严重的破坏,任其蔓延必将会阻碍新兴商帮经济的健康发展。

  借鉴地继承和发扬积极的传统商帮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应当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商业文化承接的历史态度。因此,我们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应该冷静头脑、居安思危,要真正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督,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的公平秩序,提高产业竞争实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只有这样,才能营造新经济时代下能够确保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更多、更优秀的区域特色商帮,最终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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